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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的酒桌文化: 为什么不喝就是不给面子?

* 来源: * 作者: admin * 发表时间: 2020-07-21 16:48:59 * 浏览: 0
时逢各种酒局,恐怕是每个成年人都要面对的难关。中国人的酒桌文化有很长的历史。劝酒本身是一种礼仪,但是在历史中,不乏礼仪变质成为与利益相关工具,敬酒不喝就是不给面子,喝了不知道回敬也是不懂人情世故。



  酒桌文化是如何形成的?这种强制与胁迫何时产生,又是如何蔓延到全国的?

劝酒与逼酒,历史久远的文化现象

  酒有悠久历史,劝酒自古有之

  在中国,酒的历史几乎与人的历史一样久远。早在汉字成熟之前,中国人就已经掌握了酿酒技术。很多典籍中都有关于酒和饮酒文化的记载,酒文化深入中国人的血脉深处,影响深远。《诗经》中有20多处提到酒,酒被赋予了礼仪、社交、休闲等含义,体现了特定的宗法秩序以及人伦关系。还有很多典籍专门讲酒,如西周的《酒诰》,西汉的《酒赋》《酒箴》,东晋的《酒诫》和初唐的《酒经》《酒谱》等等。可见,酒很早就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。

  与酒文化一样久远的是劝酒文化。中国古代的餐饮担负着极为重要的社交功能,所以延宕的时间较长。唐代的宴会一般从上午开始,一直持续到黄昏,算来不下七八个小时。清朝时期,很多公家买单的宴会甚至持续三五天,这些既是社交活动,也是政治活动。



  严格地说,劝酒源于敬酒,而敬酒是宗法社会遗留下来的旧俗。敬酒是有社会等级区分的,臣敬君,子敬父,弟敬兄,下级敬上级,晚辈敬长辈等。敬酒首先是下对上的互动,相对没有强制性。但,上对下的互动,可称作回敬,也可以是主动敬,就有了极大的强制性。最早的劝酒多来自上对下的敬酒。尤其是从家过度到国,这种伦理慢慢变成了政治强制力。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政治语境下的强制性劝酒案例,有些妙趣横生,但也有很多案例异常残忍,让人毛骨悚然。

  打杀胁迫,劝酒的极端

  三国魏晋时期,中国喝酒风气很盛,而劝酒风气更盛。《三国演义》里的张飞就是十足的酒鬼。自己喜欢喝酒,更喜欢劝酒。每次召集军官喝酒,都要大家一口闷。谁不喝,就打谁一百军棍。下属曹豹不会喝酒,张飞大怒,要打他一百军棍。众人求情,张飞才抽他五十鞭子了事。相对于张飞,刘表算是比较温柔的,曹丕在《典论》里记载,刘表大宴宾客时,身边放一根长木棍,木棍的顶端安放一枚长针。如果哪位宾客喝多了,爬到桌底下睡觉,他就拿针扎人家屁股,扎醒后命其继续喝。

  如果说张飞、刘表的劝酒更多属于个人行为,而曹操、孙权等人的劝酒就有了很强的政治含义。据《三国志》记载,张绣投降曹操后,曹操很高兴,开宴会请大家喝酒。曹操在前面敬酒,典韦拿着大斧子紧随其后。曹操向谁敬酒,典韦就拿着斧子向谁行礼。那架势的潜台词是:“你喝不喝?不喝爷爷砍了你”。相比曹操,孙权也没好哪儿去。在一次宴会上,孙权逼大家喝酒。虞翻假装喝醉,倒在地上,当孙权要离席的时候,他爬起来就要溜。孙权大怒,拔剑就砍。要不是身边人拉住,虞翻的脑袋就落地了。

酒是政治液体,本就是政治统治的道具
  
酒为政治而生,自古为官方把控

  上文提到的极端劝酒案例多发生在政治语境下。因为从被发明那一刻起,酒就成了名副其实的“政治液体”。酒具有让人亢奋的性质,在远古时代属于奢侈品,用于祭祀、庆典、战争等隆重场合。古时候,酒被誉为通神之物,属于“圣液”。

  在中国,历朝历代的惯例是,高度垄断酒类的生产、销售、拥有、使用等。每个朝代都有管理酒类的机构,被称为“酒政”。周有酒正、汉有酒丞、齐有酒吏、梁有酒库丞、隋唐宋有良酿署。这就是为什么当代中国会有“国酒”、“国宴用酒”等专称。茅台之所以被赋予了如此高的政治含义,与中国历代政府对酒类的管理与控制传统有关。



  政治统治的道具,并非大众饮食文化

  现代人谈到的酒文化更多是饮食文化中的酒文化。其实,在古代,很长一段时间内,酒文化与饮食文化并没有关系。早期酒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,与祭祀、庆典等礼仪结合紧密,是属于皇家与当权者的上层文化。酒的稀缺性与神秘性,为各种仪式做点缀,用庄严与宏达的场面诠释政治统治的合法性。在集权的君主政体下,权力高度集中,得到权力的一方极为恐惧失去权力,于是便编制了各种礼仪,举办各种活动,以便维护自己地位的正统与神圣。

  由于国家政权对酒的高度垄断,所以早期的饮酒也被列入政治活动的内容之一,并非现在意义上的饮食文化。酒是奢侈品,是稀缺资源,唯有皇室与贵族才可以享有。而皇室与贵族的宴饮行为多披着政治的外衣。酒的这个性质决定了它不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消费品,所以酒文化一开始就与政治相融合。饮酒礼仪的庄严,形式的高雅,场面的庄重,都成了政治的道具。从后期演化出来的酒器可以看出,形状大小无不象征着权威。

  酒文化的扩展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,随着技术进步与经济的发展,慢慢自上而下渗透。统治集团形成的政治性酒文化慢慢向社会各阶层蔓延,影响深远。从最初的政治统治道具,到普通大众的消费品,酒与酒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,深入到中国人心中。可以说,当代的酒文化是古代政治文化演化过来的,有着政治强制性的阴影。这是中国酒文化与其他国家酒文化最根本的区别。

宗法与权力,高度异化的人际情感
  
从家到国,家庭伦理不过是政治的预演

  酒文化源于政治文化,是传统社会政治统治的道具,后来下移到社会普通大众生活中。这个过程极为漫长,但也影响深刻,最终高度异化了中国人的人际情感。在中国,除了皇家法律系统外,社会与家庭的伦理和礼仪也具有高度的强制性。宗法社会下,每个人在家中、社会上都有自己的位置,以等级来区分,社会上并没有平等的大多数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数是不对等的,所有不对等的关系之间一旦互动,就会产生强制性。家庭伦理、社会伦理都是这样。



  所谓“国家”不过是“家”向“国”的伸,“家”是“国”的迷你版。两者不过是换了身衣服,内核还是一样的。国家讲究的秩序与原则,反映在家庭里,就是家庭伦理与礼仪秩序。普通百姓的酒桌文化不过是宫廷、贵族酒桌文化在老百姓身上的体现罢了。酒文化带来的规则与礼仪,折射了尘世间的游戏规则,为整个社会的统治秩序提供了“理论支撑”。传统社会的酒文化与人的身份、地位、权势有着密切的关系,始终闪烁着强制与被强制的关系。

  席位的秩序,器皿的多寡,摆设的位置,与当事人在社会上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完全吻合。家庭酒桌上森严的等级,以及严格的长幼尊卑,最直观地反映出当事人的血统、地位、权力。其中隐含着当事人对食物占有的顺序、数量、权力的多寡等。在家庭中坐错位置,是极为严重的失礼行为。很多人在步入社会之前,要通过家庭环境反复演练,直到完全明了其中的规则,以便进入社会后,都能够对号入座。这些都是潜在的规则,所有人都遵守,但全都心照不宣。



  政治潜规则,蔓延到社会各角落

  家庭规则与社会规则合流,上升到政治高度,就是政治潜规则。这种潜规则告诉我们,人要时刻守规矩,找准自己的位置,不可乱说话,不可乱做事,不可乱动,不可乱想。人在踏进社会之前,已经被这套思想完全禁锢了。“规矩”与“礼仪”的背后是不平等,是专制权威,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。所以,在喝酒的过程中,如果有权力、地位不对等的关系,就会有强制性的劝酒或逼酒。对位高的人来说,这是彰显权力的机会,对位置低的人来说,不喝就是不懂规矩。

  你不尊重别人的位置与权威,也就相当于不给别人面子。在中国,面子是典型的权力产物。这种权力可以是政治权力,也可以是隐形的权力,比如年龄、职位、身份等。所有不对等的关系,都会产生面子。所有不对等的敬酒、劝酒、逼酒都是潜在的权力在起作用。所以你不喝就是不给人家面子,不尊重别人的权力与地位。这种观念深入社会所有的阶层,内化为中国人的文化性格。即便是国际化的今天,这种文化性格也依然在中国血脉深处,时刻发挥着巨大的威力。

  面子的权力属性在政治潜规则中尤为明显。宋仁宗年间,王安石与司马光同在包拯手下当差。有一天,衙门里的牡丹花盛开,包拯很高兴,请同僚们喝酒。王安石与司马光坐在一块,但二人平日里都不喜欢喝酒。因为顶头上司包拯劝酒,所以司马光硬着头皮喝了几杯。当包拯给王安石敬酒时,无论他怎么劝,怎么说,王安石就是不喝。这事把包拯弄得极为尴尬,当场下不了台。包拯之所以不高兴,是因为王安石作为下属,竟然公然违抗自己。这不是法律问题,也不是道德问题,但王安石却违法了大家普遍遵守的政治潜规则。

劝酒文化是糟粕,解决应从体制着手
  
劝酒文化,毒害社会风气

  在当代中国,劝酒文化并没有随着中国的国际化而有所收敛,反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上升而越来越严重。越是靠近政治权力的地方,这种风气越严重。

  与古时候一样,现在的敬酒、劝酒也都是具有强制性的行为,多发生在官场、商场。酒桌上的劝酒、敬酒、罚酒把人际关系搞得极为复杂,处处险象环生。为了混迹这些酒场,中国人练就了虚伪、阴险、狡诈的应对手段,做出了很多极为庸俗的行为。很多人牺牲自己的健康,以获得别人的肯定与认可。原本简单的人际交往,因为特殊的酒文化搞得复杂难测。

  现在意义上的敬酒与罚酒,政治强制性弱了,但却内化为中国人的价值、习俗与习惯。敬酒成了对他人的尊重,不接受就是瞧不起人。如果不回敬更是没有教养的表现。既然成了习俗,人们也就习惯了,习惯了就成为社会规则。很多人即便是不能喝,碍于所谓的习俗、习惯,也不得不硬着头皮上。整个社会风气因为这种敬酒、劝酒的习俗,搞得乌烟瘴气。

  是经济政治行为,应从规范上梁开始

  改革开放之前,酒还是奢侈品,要凭粮票领取。改革开放之后,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,酒才慢慢进入平常百姓的生活中,成为普通的消费品。由于需求旺盛,中国酿酒业发展迅速,现已成为世界头号产酒大国。

  酒的消费与酿造一样,也有政治烙印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饮酒风气,是从体制内蔓延出来的。体制内出于政治活动的考虑,有特供酒。酒一直在“三公”消费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。体制内的喝酒、劝酒、逼酒与古代没有区别,是强制性的行为。再者,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商业行为与政治有着难解的关系。当代的酒文化更多是从官场到商场,再到普通百姓的生活,一路蔓延下来。当代劝酒文化是传统社会酒文化的变体,是强制性的政治行为内化到普通大众心中的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。这本质上是一种文化,或曰一种政治。只要酒的“政治液体”身份还在,酒桌的“权力场”还未消除,敬酒劝酒的习俗也会一直持续下去。